戴新羽

　　这个男人在35岁时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至少为他的勇气致敬

　　2009年12月16日，尤戈·盖达尔被发现死于莫斯科郊外的家中，终年53岁。盖达尔出身于前苏联的计划局，经历了苏联解体。在这之后，因其对实现市场经济的见解而被叶利钦赏识，先后担任俄罗斯副总理和代总理，并成为了以快速实现私有化、价格自由化、货币兑换自由化为主旨的“休克疗法”的执行人，最终被历史定格为“休克疗法”之父。

　　当然，以上只是故事的开头。接下来的故事很多人都还记得，在施行了“休克疗法”之后，俄罗斯陷入恶性通胀之中，国民财富极度缩水，同时旧体制下的官僚阶层和精英阶层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十分严重，社会矛盾对立日益突出。迫于各方压力，叶利钦不得不把盖达尔这个忠实的政治盟友从总理的位子上拉了下来，并且在1994年宣布结束“休克疗法”，进而在1996年大选的时候承认全盘照搬西方是个错误。

　　因为上述事实的存在，盖达尔本人在俄罗斯获得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一种是来自既得利益阶层和右翼份子的赞许；另一种观点则把他看做是叛徒、卖国贼，特别是“休克疗法”其实是美国人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的理论，该人是盖达尔的顾问之一——这一切元素，很符合“阴谋论”者的胃口，归纳起来就是美国人在盖达尔的帮助下搞垮了俄罗斯，就像一部好莱坞大片。

　　虽然历史经常呈现出戏剧化的结果，但是很多事情还是存在一定的必然。从这个角度说，有没有“休克疗法”，俄罗斯都难以避免走向衰败，这是从苏联解体那一刻开始就决定了的。

　　关于苏联经济的结局，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很早就做出了预测，这位自由主义先驱的观点是，因为根本不存在一个正常的市场可以提供准确的市场价格，苏联在没有市场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核算和计划就是纯属扯淡，这事早晚要坏。除外，前苏联的工业结构也有很大问题，消费品生产严重不足，农业几乎没有，粮食离不开进口，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处于极端不平衡的状态。有了以上这些，怎么看都是一副衰败之相。当然苏联也有辉煌的时候，比如说跟美国搞军备竞赛，表面看是苏联用举国之力发展重工和军工，实际上是因为赶上了国际石油价格上涨，所以有钱了。而苏联在解体前几年之所以会陷入经济危机，也是因为两伊战争结束，国际油价暴跌，进而导致收支失衡。

　　对于俄罗斯来说，继承了前苏联的绝大部分遗产，也就等于是背上了最为沉重的包袱。不改革，继续走苏联的老路，从恶性通胀到崩溃只是时间问题；改革，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而俄罗斯人对于前苏联极权统治的恐惧与排斥，促使他们选择了必须进行改革，而且是彻底砸烂、“破四旧”似的改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休克疗法”也可以算是成功的，无论今天的俄罗斯如何发展，都无法绕过当年盖达尔们为其打下的市场经济基础。

　　20年后再看那段历史，容易让人生出时势造英雄的感慨。盖达尔本人只是一个“休克疗法”的执行者（真正的创造者是美国人杰弗里·萨克斯，且该理论曾在玻利维亚应用成功），因此，与其说盖达尔是“休克疗法之父”，莫不如说是“休克疗法之子”更为准确。不过，盖达尔因此承担了“人为制造俄罗斯衰退”的骂名，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被动地”进行了负面新闻炒作，扩大了全球知名度。总而言之就是在人们的误解下，盖达尔成为了一个符号，在支持者眼里，他代表的是市场经济，而在反对者那里，他是书生误国。

　　其实仔细想想，当年的盖达尔不过三十出头，对于实行“休克疗法”的后果也不会完全不清楚，但依然敢于破釜沉舟，单是这点，就已经很值得我们这些后生敬佩，这需要很强的信念来支撑他，没有一点书生气和理想主义，是很难办到的。

　　事实上，盖达尔不仅影响了俄罗斯20年，更是对中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盖达尔和叶利钦推动“休克疗法”的时代，笔者正值少不更事，当时无论是报纸、广播，还是电视，每天的新闻和时评，都充斥着对“休克疗法”的负面评价，可见当时俄罗斯巨变对中国的震撼之大；再往后，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之辨，贯穿了与笔者同一代人的学生时代，几乎是逢考必问，可见国人对此的纠结。从学校考试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也能从侧面反映出中国人的俄罗斯情结，因为曾经奉行过相似的意识形态，因为同样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因为两国拥有漫长的边境线，更因为两国国民的内心深处都潜藏着浓郁的民族主义情结，所以，中国人对俄罗斯的衰败，更是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

　　在今天看来，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几年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决定了中国之后20年的发展基调，而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盖达尔应该被更多的中国人所了解。萨缪尔森仙逝的时候，笔者特意浏览了常去的各个经济学论坛和博客，看到不少纪念文章。而盖达尔逝世之后，我做了同样的事情，除了新闻通稿，没几个人在意这件事。站在学术的角度说，笔者认为盖达尔并不算是大家，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但以对中国的实际影响而论，他恐怕超越了萨缪尔森。萨缪尔森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是进行了经济学的科普启蒙，而盖达尔是用实际行动震撼了中国，这是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忽略的。对于中国而言，盖达尔和俄罗斯就像是一个双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同样拥有的过去，也照出了彼此之间不尽相同的未来。

　　　　再次回想盖达尔和“休克疗法”，总有一种因缘际会、机缘巧合的感觉：假如当年不搞“休克疗法”，俄罗斯也不会好到哪去；搞了“休克疗法”，俄罗斯也不会再衰退很久，因为石油会暴涨。根据实证研究，自从在西伯利亚挖出石油后，苏联的经济周期与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周期成正相关，即便是今天的俄罗斯也是如此。从苏联时期到俄罗斯时代，这个国家对石油出口的依赖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1998年俄罗斯宣布停止国债交易，根本原因就是油价暴跌，俄罗斯的国际收支出现严重不平衡（当年华尔街最大的对冲基金LTCM也是因为这一事件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导致巨亏进而被重组，当然这是题外话）。而近几年俄罗斯所显现的复苏势头，也是因为油价的暴涨所致，在某种意义上说，普京是捡了个大便宜。对于盖达尔而言，无论在他退出政府之后做了什么，也都不会超越他在“休克疗法”中对俄罗斯和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如果可以穿越时空回到过去，让盖达尔重新选择，无论石油是否会涨，我想他还是会不犹豫地选择“休克疗法”。在我的心中，盖达尔的墓碑上可以刻上这样一行字：这个男人在35岁时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至少为他的勇气致敬。

　　　　在一周的时间里，世界经济界两个重要的人物离开了人世，一个是以94岁高龄仙逝的来自美国的凯恩斯主义份子保罗·萨缪尔森，一个是53岁早逝的来自俄罗斯的自由主义份子尤戈·盖达尔，上帝真会开玩笑。

　　　　尤戈·盖达尔

　　　　1956年3月19日生于俄罗斯莫斯科；

　　　　1978年毕业于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经济系,1978年~1980年莫斯科大学研究生；

　　　　1980年~1986年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助理研究员；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全苏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主任研究员；

　　　　1983年~1985年任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专家组成员；

　　　　1986年~1987年苏联科学院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预测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高级研究员；

　　　　1987年~1990年“共产党员”杂志和《真理报》编辑、经济部主任；

　　　　1990年《真理报》经济部主任；1990年～1991年苏联科学院和国民经济科学院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

　　　　1991年11月被任命为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部长；

　　　　1993年9月被任命为政府第一副总理；同年12月当选为国家杜马委员，“俄罗斯选择”议员团主席；

　　　　1994年1月被解除第一副总理的职务；

　　　　2001年5月27日在“右翼力量联盟”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两主席之一；

　　　　2004年1月24日“右翼力量联盟”代表大会上被解除主席职务；

　　　　2009年12月16日，因血凝块引起并发症逝世。